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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毒树之果”的概念及起源
（一）“毒树之果”的概念
“毒树之果”这一概念是随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不断发展而产生的，是指执法人员通过非法询问、搜查或逮捕等不被法律所允许的非法方式收集到的证据为线索，从而获得的第二手证据。国家执法人员通过违反规定的、非法的手段获得的证据称为“毒树”，以之前非法取得的证据为基础和线索，从而获取与案件有关、能够证明案件的其他证据称为“毒果”。
（二） “毒树之果”规则的起源与发展
“毒树之果”从法学理论界的专有名词到发展成为一种规则，在作为判例法国家的代表的美国历经几百年的司法实践才得以确立并完善。“毒树之果”规则，又称“毒树之果”原则或“毒树之果”排除规则，顾名思义，就是指针对非法证据所“派生”或“衍生”证据的不同内容或不同种类予以不同程度排除的规则。美国几代法学家和法官都对“毒树之果”的内涵进行了解读和丰富完善，笔者就以对该规则的发展确立至关重要的几个案例为例来介绍其发展的过程。
“毒树之果”最早出现在 1939 年的纳多恩诉美国一案判决书中，这是“毒树之果”首次作为法律专业术语出现，但“毒树之果”的思想渊源则是 1920 年的“西尔弗索恩木材公司案”，而“毒树之果”规则最终得以确立并适用于宪法第四修正案的则是“王森案”。
1.理论的起源——西尔弗索恩·朗伯诉美国案
西尔弗索恩案是“毒树之果”规则的理论起源。联邦最高法院霍姆斯大法官认为禁止用某种方法取得的证据的规定的最重要的核心不仅是不得在法庭上使用这些证据，而且是在任何情况下不能使用这些证据。当然，如果这些衍生证据能够通过别的合法途径获得，法院在具体案件中采纳这些证据是完全可行的，因为这些证据本身并不是神圣和难以接近的。 该案确立了有关非法证据的一个重要解释，也就是执法人员不能利用先前通过违反法定程序的手段获取的信息进而去收集到其他的证据材料，否则，根据先前信息得到的其他证据就属于“毒树之果”。
在该案中，美国联邦法院执法人员虽然遵照了法院的命令将之前非法搜查和扣押的被告的相关材料返还给了被告，但执法人员在归还的同时采取了拍照留存的方式保留了证据材料。在后来的审判庭审中，控方以先前的所拍的照片为依据，试图影响陪审团成员，并要求法院签发传票，要求被告交出先前已归还的证据材料。辩方西尔弗索恩·朗伯则坚决要求法院排除控方指控所依据的非法证据，其理由是控方先前的非法搜查及扣押行为所获取的证据为非法证据，进而由非法证据所衍生出来的二次证据也属于非法证据。
2. 司法实践初应用——纳多恩诉美国案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该案的判决书中首次使用了“毒树之果”这一重要概念，这也标志着“毒树之果”规则第一次真正应用到了美国的司法审判活动中。 在该案中，检察机关控告被告人犯偷税漏税，但是控告的主要证据是从窃听被告人的通话记录中获得的。初审法院据此认为纳多恩有罪，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最终推翻了初审法院的这一有罪判决。联邦最高法院判决认为违反联邦 1934 年《联邦通讯法》而实施的监听行为不具有可采性，不仅监听直接获得的电话通话内容不能再使用，而且根据谈话内容获得的其他证据也不得在审判中使用。该判决的法理基础就是如果只对非法获取的证据直接使用加以禁止，对其间接使用不做抑制，无疑将激励案件侦查人员使用非法取证方法。
3. “毒树之果”规则的确立——王森诉美国案
以上两个案例只是“毒树之果”规则在美国司法实践中的理论起源和最初尝试，“毒树之果”规则还没有在美国司法实践中得以确立。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是美国人权运动的高潮时期，在人权运动的影响下，普通民众的个人权利意识空前增强，社会大众普遍要求政府尊重并切实保障公民个体的权利。在人权运动高涨的大背景下，联邦法院的大法官们在 1963 年的王森诉美国一案最后投票阶段最终以 5:4 的微弱优势正式在司法审判实践中确立了“毒树之果”规则。 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认为，“仅仅因为‘如果没有警察先前的违法行为就不会得到相应证据的存在’，并不能必然得出所有由此衍生的二次证据都是‘毒树之果’的结论。相反，问题的关键在于：假定先前行为的违法性已经得到证明，受到质疑的那个证据究竟是利用该非法行为得到的，还是通过足以净化先前污染的的其他手段获得的”。因此，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决最终认定受到非法逮捕后，特伊的供述和根据他的供述从第三人那里查获的毒品都属于属于非法行为的“毒树之果”，应当予以排除，排除完这些“毒树之果”后，特伊的定罪因为缺乏足够的证据支持而应当予以撤销。但王森的有罪供述仍然能够作为定罪的证据，这是因为王森虽然遭受了非法逮捕，但在被告知了权利之后仍自愿回到警察局供述自己的犯罪行为，王森此后有罪供述的自愿性已经从根本上稀释了非法逮捕行为对先前有罪供述的“污染”。也就是说，此时“毒树”的危害已经大为减弱，因而其有罪供述符合证据的证明属性而具有证据能力。在该案件中，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在充分适用“毒树之果”规则的同时并对这一规则进行了改进和完善，这标志着“毒树之果”规则在美国司法审判实践中的运用已达致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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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毒树之果”的内容
“毒树之果”包括下列六类：（1）非法行为所间接获得的证据，例如，警察对一座房子进行非法搜查，发现了一些线索（在线索不是证据的情况下），根据线索，他们在以后的搜查中发现了犯罪证据。再如，对某人进行非法逮捕后得到其口供。（2）与违法收集证据密不可分的证据，如违法收集的证据的照片、与这些证据有关的搜查扣押调查笔录、鉴定书等。（3）以违法收集的证据为线索发现的证据，如根据违法扣押的文件中所得的信息而获得的自白中引导出的证据、依据违法的口供所获得的物证等。（4）以违法取得的证据引诱他人所获得的证据，例如，警察对某人的房子进行非法搜查发现海洛因，他们将这些证据给某人看，某人承认了拥有这些毒品。（5）违法取得口供后再次讯问得到的口供。（6）非法行为后多重间接得来的证据，例如，在非法逮捕后得到的口供，以非法口供为线索取得的其他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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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毒树之果”规则的例外
对“毒树之果”规则的适用进行一定的限制，这是因为“毒树之果”规则虽然有助于保障人权，但显著地扩大了非法证据的排除范围，对侦查人员的侦查活动造成沉重打击。出于这方面的考虑，在承认“毒树之果”规则的前提下，对它的适用提出了更多的限制性要求，即设置了 “毒树之果”规则的例外。
1.污染中断的例外
污染中断规则（因果关系减弱），是指最初非法取得的证据是具有污染性的，而被告或者第三方的独立行为将证据的污染性打断，虽然通过非法手段获得的证据，但该证据与最初的违法性之间的关系已经被独立行为所断开，此证据可以因此不被排除，具有证据能力。不是所有通过非法行为为线索而获得的派生证据都应排除，如果被告人的独立行为将证据的违法性打断，则该证据根据污染中断规则是可取的。王森诉美国案中就体现了这一例外规则。被告人王森非法逮捕被释放后，主动到公安机关做了供述。在这一案件中，按照毒树之果理论，被告人王森的供述是具有污染性的，因为该供述是通过非法逮捕后而获得的，但被告人被释放后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这一独立行为消散了非法逮捕与供述之间的污染关系。所以，该供述可以予以采纳。
2.独立来源的例外
这个例外指政府方所得到的信息是从另一个独立的来源所获得的，而不是依靠非法取得的证据为线索得到的。这种情况不适用证据排除规则。1960年在贝纽诉美国案一案中，警方怀疑犯罪嫌疑人参与过一起抢劫案，虽然并没有达到法定的逮捕标准，警方依然对被告实施了逮捕，并采集其指印。当检控方对犯罪嫌疑人重新进行指控时，检控方使用的指印是档案中保存的犯罪嫌疑人的旧指印，该指印与案发现场的指印吻合。尽管犯罪嫌疑人认为警方使用的指印是通过非法逮捕行为获得的，因此警方提交的证据其证据能力不能被认可，但由于警方对与非法逮捕行为无关的指印有权进行检验，且警方作为证据提交的旧指印并不是通过非法行为获得的，因此巡回法院认为，旧指印“与非法逮捕行为并没有关联”，因此可以作为具有独立来源的证据而予以采纳。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如果公诉方能够证明警方发现证据的过程与其在侦查取证过程中采取的非法行为是相互独立的，此类证据可作为“具有独立来源”的证据而予以采纳。
3.必然发现的例外
在威廉斯诉尼克斯一案中，警方通过非法讯问获知了犯罪嫌疑人藏匿被害人尸体的位置。与此同时，200人的志愿者团队已经根据警方的推测朝尸体所在方向展开搜索，而尸体被藏匿位置已经被确定在搜索范围。因此，联邦最高法院在其裁决中指出，因尸体藏匿位置被包含在搜索范围之内而“必然被发现”，所以尸体藏匿位置可以被检控方作为证据在庭审中使用。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公诉方如果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既使没有非法搜集的证据，该证据依然可以通过其他合法行为而发现并且获得，那么检控方依然可以在庭审中使用该证据。
4.善意的例外
在利昂诉美国案件当中，警方根据线报认为存在合理的依据从而申请并取得了搜查令，以该搜查令为依据，警方从犯罪嫌疑人的三个住处均搜查出大量毒品。然而由于警方申请搜查令的理由并不充分，所以按照搜查令所得到的证据一开始就被视作非法证据而不被认可。最终，该证据通过“善意例外原则”使其证据能力得到认定从而在庭审中被采纳。联邦最高法院根据该案认为，如果警方在采取行动时，有充分且合理的理由相信该行动并没有违背相应法规，则该搜查就是合法的，在此期间所得到的凭证也应作为合法证据在庭审中予以采纳。
就善意例外而言，赫尔英案与戴维斯案“赋予了善意例外广阔的适用范围”。在戴维斯案中，联邦最高法院似乎有意将原本点状存在的善意例外转变成一条抽象的一般性规则。在该案中，联邦最高法院依据赫尔英案关于警察可责性的分析思路，改变了善意例外考察的重点: 在戴维斯案以前，法院在考虑是否适用善意例外时，一直强调导致警察违法的原因究竟是由谁造成的( 利昂案中是“法官”; 埃文斯案中是“法院的书记官”; 赫尔英案中是“其他警察局”) 。其论证逻辑是，尽管这些主体的错误导致了警察违法的后果，但是，由于排除规则对于这些主体不可能产生“显而易见的威慑后果”，因此，不应当适用排除规则。然而，在戴维斯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尽管依然沿循“适用排除规则是否产生‘显而易见的威慑后果’”的分析思路，但是，其着眼点已经不再是“由谁造成的”这一必须个案考量的问题，而是将目光转向了警察的可责性及其程度( police culpability) 。通过引述弗兰德利法官的文章，赫尔英案与戴维斯案均认为，是否适用排除规则“应当随执法行为的可责性［程度］而变化”。因此，在戴维斯案的法官意见中，大法官以强有力的口吻指出，“善意例外应当延伸到警察基于客观、‘合理的善意信念’相信其行为是合法的各种情形”。 显然，作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例外之一，善意例外的扩张无疑意味着排除规则范围的限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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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毒树之果”规则的适用方式
除了范围上的限制外，各国在适用“毒树之果”规则的方式或方法上也相当谨慎，力求做到符合本国诉讼实际，实现“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微妙平衡。当前，世界上“毒树之果”规则的适用方式主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绝对排除，以美国为代表。绝对排除也称刚性排除，指的是只要法院认定该派生证据与此前的违法侦查行为具有因果关系，就应当适用“毒树之果”规则。美国的“毒树之果”规则是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上发展而来的，以公民的宪法权利为核心。如果警察的侦查行为侵犯了被追诉人的宪法权利，而且不属于法律或判例规定的例外情形，那么其违法侦查行为所直接或间接取得的证据（派生证据）就要被排除，在这个问题上，法院没有太多的裁量权。法院只需要判断某一派生证据是否与先前的违法侦查行为有因果关系，是否符合“毒树之果”规则的例外情形；如果有因果关系，又不符合例外情形，法院就应当自动适用“毒树之果”规则，宣布该派生证据不具有可采性。
另一类是相对排除，以德国为代表。相对排除也称柔性排除、裁量排除，指的是即便法院认定某一派生证据与此前的违法侦查行为具有因果关系，也不必然适用“毒树之果”规则，而是交由法官在个案中具体把握。也就是说，对于从非法证据而派生的二次证据，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拒绝“自动”适用排除规则。
“毒树之果”规则的两种适用方式各有千秋。绝对排除的方式，能减少法官的裁量因素，保持“毒树之果”规则适用上的稳定性，但也可能会陷于绝对和机械。相对排除的方式，授权法官在个案中自由裁量，但也可能会影响“毒树之果”规则的实际效果。不过，总体而言，相对排除的方式由于其灵活性和可控性而占据上风。比如，2008年，在著名的格夫根诉德国案中，欧洲人权法院就指出，其不赞成确立关于非法取证是否具有远距离影响的绝对规则，而是倾向基于个案具体案情的综合权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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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面临社会犯罪率的上升以及相关不稳定因素的增加，美国的“毒树之果”规则的适用范围也在逐渐限缩，尤其是在善意的例外的适用依据的扩张方面体现较为明显。笔者认为，这可谓是通过对轻微不合理或者是存在相对合理依据的取证行为的“妥协”，进而寻求控制犯罪、维护社会稳定与被追诉人之间的正当人权的保障之间的相对平衡。
虽然美国的“毒树之果”规则呈现出相对紧缩的趋势，但是，其对于非法证据的直接适用以及间接适用除了通过判例确立的例外情形之外，总体上还是采取的刚性的绝对排除的模式。而我国对于“毒树之果“的取舍问题则是选择了回避，也有许多学者主张基于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复杂形势以及侦查人员的素质、业务水平普遍有待提高的现状，目前还不适宜取食”毒树之果”。笔者认为，如果对非法证据的间接适用不加以限制的话，则是变相的”鼓励“非法取证行为对公民基本人权的侵害，因为，单纯的对非法证据的直接适用的禁止并不足以剥夺非法取证行为的可获得利益。另外，虽然我国的犯罪案件总量上表现为逐年增加，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的犯罪案件呈现出犯罪轻刑化的态势，在这些简单、轻微的刑事犯罪案件中，如若依然以打击犯罪、侦查条件不允许作为”挡箭牌”,则存在着罔顾、漠视公民正当人权的嫌疑。同时，秉承着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司法理念，对于违法正当程序的取证行为理应予以制裁，对于被追诉人的正当诉讼权利理应予以全方位的保障。所以，笔者认为，虽然出于打击犯罪和侦查人员的素质不高以及侦查手段的相对落后，直接借鉴美国”砍树弃果“的绝对排除的模式与我国的国情不符，但是，对于”毒树之果“也不能完全不管不顾，我国当前阶段可以采取相对柔性的裁量排除的方式，对于”毒树之果“进行有条件的取舍。正如台湾学者林钰雄所言，“毒果可不可以吃，应先区分该果中什么毒及中毒多深而定，如果在安全剂量以下，食用无妨，否则避免因噎废食。”笔者认为，可以综合考量非法取证行为的违法程度、侵害被追诉人的权利类型和侵害后果、侦查人员的主观恶性以及非法证据的类型和重要性等影响因素，当然，这些标准仍然有待进一步细化，以增强制度的可操作性，避免成为空壳，有名无实。
